文／謝平平
第一次世界大戰（1914-1918）後，台灣因為茶葉、甘蔗等改善經濟，抗日活動也幾乎消失，日本對台灣採取「言論寬鬆、文化同化」政策，促使台灣知識份子警覺，改以教育、推動本土文化為反抗手段，此時也是台灣民族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。畫家兼藝評家謝里法所著《紫色大稻埕》即以此時發光發熱的藝術家為發展脈絡。
1926 年，本業為醫師的蔣渭水在台北成立「文化書局」，1927 年，中央書局也在台中開幕，成為台灣當年的二大書局，二相比較，中央書局的規模、影響力都更大。
中央書局的推動者為台灣文化協會中部成員，來自鹿港、大甲、大雅、龍井等地，其中，「台灣議會之父」林獻堂（1881－1956）不但是台灣民族運動推動者，更是藝文活動的支持者；他也資助青年才俊、藝術家赴日留學，打開眼界，包括中央書局創辦人莊垂勝、秘書葉榮鐘等，都為台灣這波文化啟蒙帶來重要影響。
由莊垂勝發起的構想
1924 年，國民政府準備北伐，而莊垂勝（鹿港人，1897-1962）在明治大學畢業後，轉往韓國、北京、上海等地方遊歷，返台後，亟思創辦文化沙龍，作爲眾人交換資訊、承傳文化的活動場所。
莊垂勝邏輯思考清楚，能言善道，是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人物，他的構想受到林獻堂、大雅望族張濬哲、現代文學之父賴和的讚賞。
1925 年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中部成員林獻堂、張濬哲、陳炘、莊垂勝等人，先成立「中央俱樂部」，並計劃成立書局、飯店、餐廳等，一切蓄勢待發。
望族名流大力支持
1926 年，透過望族名流如霧峰林家、大雅張家，募到四萬圓資本，中央書局在 1927 年順利開幕。
由張濬哲擔任董事長，莊垂勝擔任專務董事，在殖民政府監管下，莊垂勝遠赴上海、日本選書，引進商務印書館書冊，還有來自東京岩波書店、京都弘文堂的日文書，兼而販售文具、留聲機、運動用品等高級用品，高雅的格調讓中央書局很快成為文化人士、政界名流聚會的場所。
出任社長的張濬哲（1898－1930）是大雅望族，其父為大雅庄長張江中，可惜懷抱理想的他健康欠佳；在準備興建旅館之時，因病早逝，八年後，由胞弟張煥珪接任董事長一職。
接濟藝術家
中央書局還有一位靈魂人物—張星建（1905—1949），作家巫永福稱他「文化先仔」、台灣第一位男高音呂赫若說他是「台灣文化界的綠洲」。
張星建出身龍井，肄業於成功大學前身（台南商業專門學校），25 歲擔任中央書局營業部主任，後任總經理，負責編輯《南音》與《臺灣文藝》等雜誌。博學多聞，又有成人之美，願意居中穿線、隱身幕後，是中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管家。
據《台中學》一書記載，他曾引薦李石樵為仕紳作畫，也幫助過黃土水、陳夏雨等藝術家，使其在未成名前，度過生活困境；知名詩人陳千武也曾駐足中央書局多次，受到張星建的注意，招呼他到沙發區看書，成為陳千武難忘的記憶。
台灣人的金融機構是金主
除了金主、人才，中央書局的營運還需業務廣告支持，大東信託就是重要的贊助者。大東信託是台灣民間成立的資本信託機關，避免融資機構遭日人把持，由林獻堂擔任董事長，陳炘擔任總經理。
陳炘（1893－1947）是台灣的傳奇人物，他出生大甲，原是小學老師，後赴日本慶應大學攻讀財經，加入新民會推動台灣民族運動，又赴美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，是台灣第一批的金融人才，可惜死於二二八事件。
台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分裂、加上資金不足，「中央俱樂部」的構想最終僅完成了中央書局。
隨後 1930 年左右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打壓文化啟蒙運動，以中央書局推廣民族文化的理想只好轉為推廣藝術、文學，成為中部文化人的精神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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