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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篇|中央書局造就了台中「文化城」美譽

文/謝平平

小時候,大人總說台中是「文化城」,但你是否跟我依樣,腦中冒出一萬個「為什麼」?中央書局的重新開幕,也讓這個答案浮現水面。原來這跟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、中央書局有著極大的關係;藉著巫永福(1913-2008)的手稿,後人能略為瞭解,當年鹿港人莊垂勝一手規劃中央書局的概貌。

書局在今日或許不是一件大事,連鎖書店、獨立書店、複合式書店比比皆是,一間比一間大。但在日本殖民時期,普通民眾買不起書,也很少見過漢文書,遑論有一間敢進口海外書籍的書店了。

歷經日治時代與民國時期,後人對中央書局的認識,有賴作家巫永福的紀錄,此為其手稿。(翻攝:謝平平)
歷經日治時代與民國時期,後人對中央書局的認識,有賴作家巫永福的紀錄,此為其手稿。(翻攝:謝平平)

說到此,當時各地的望族都非常給力,在林獻堂帶領下,出錢出力,先是請願成立台中一中(1915),給台灣人唸書,之後成立台灣文化協會(1925),推動台灣民族文化運動。

鹿港人莊垂勝赴日求學,又遊歷中國、韓國等地,知道歐洲文化沙龍,交流文藝,回台後,他與台灣文化協會中部成員講述了自己宏大的推廣民族文化概念,先是成立「中央俱樂部」,之後陸續推出飯店、餐廳、演講會等計畫。

該計畫受到大雅望族張家大力支持,1927 年,首先成立中央書局。

中央書局,1948 (攝影:陳耿斌/翻攝:謝平平)
中央書局,1948 (攝影:陳耿斌/翻攝:謝平平)

在殖民政府監管下,莊垂勝親自到上海、日本選書,從中國進口的漢文書,更打破殖民界線,販售來自岩波書店、弘文堂的日文書,走的是高質感路線。此外,留聲機、唱片、美術用品等奢侈品也能在中央書局買到,打破了一般人對書的想像。

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(1894-1943)、《臺灣文藝》創辦人楊逵(1906-1985)都經常造訪中央書局;李石樵、黃土水、顏水龍、陳夏雨等藝術家也因中央書局引薦,在未成名前的窮困時期,獲得生活挹注。

台中人,當時大力推動民族文化的膽識,因此獲得「文化城」的美譽,沿用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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